德教在中國:歷史的借鑒

-陳景熙-華僑大學華僑華人研究院~碩士生導師

 

引言:以史為鑒,面向未來

 

       古今中外的賢哲都認為,歷史對於當代人而言,主要價值在於具有借鑒意義。在製作於西元前1350年的古埃及法老吐坦哈蒙金棺上,就鐫刻了如下銘文:“我看見了昨天;我知道明天。”無獨有偶,唐太宗李世民也曾指出:“以銅為鑒可以正冠,以史為鑒可知興衰”。在歐洲,義大利歷史學家克羅齊在學術名著《歷史學的理論和歷史》中也強調:“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

 

       本文在追溯1949年之前德教草創史略的基礎上,總結德教傳揚的歷史經驗,進而簡要梳理歷代中國官方對於宗教與扶乩儀式的政策,希望從德教歷史與中國官方制度史的兩方面角度,引起大家的注意,以史為鑒,面向未來,審時度勢,共襄善舉。

 

一  德教草創史略

 

      在1949年之前的德教草創階段,德教的發展史略,大致如下:

 

1 楊瑞德與紫香閣(1939年開始)

 

        己卯年(1939),潮陽和平英西港楊瑞德習乩有感,創立紫香閣念佛社。

 

      “近世德教會的發展,肇始於嶺東潮陽縣,和平區英西港鄉,當己卯(1939年)年間,該地善子楊瑞德等,因鑒中日戰亂,炮火彌漫全國,人民流離失所,為祈禱戰爭早息,地方安寧,虔設香案,禱告上蒼,並以其家藏珍存之柳乩(扶乩之柳枝)密祝禱請仙佛降鸞訓誨,焚香頂禮曆月,誠以格天,蒙楊筠松師尊,柳春芳師尊,降筆諭示,末劫當頭,生靈塗炭,惟有立善積德,方能渡人渡己,特勉諸子立下宏願,創設紫香閣,于楊君家中,乩諭宣揚道德,醒化人心,並為鄰近鄉人贈醫療疾,施賑恤難,以及一切救濟事業,造福地方,善譽日彰,所有示乩事蹟,顯赫昭著,極為邑人所歌頌,僅經年而名播鄰縣,奠定德教復興之根苗,此潮汕德教原始之第一閣也。”[1]

 

2 清陽二掌與潮汕德教(1940年至1947年)

 

       在德教草創階段,在建構、傳承德教方面居功厥偉的,是被德教界尊稱為“清陽二掌”的馬貴德、李懷德,具體而言:

 

(1) 馬貴德參鸞紫香閣

“庚辰(1940年)春月,貴德因事赴和平,獲參紫香之緣,即奉師命,回歸棉城,創紫清閣于南薰鄉之家舍,指迷化世,香火之盛,邑人鹹知,後得當地知名之士,協力策進,而舉辦明德補習學校,宣講道德,提倡古風,誠有足紀,此為潮汕德教之第二閣也。” [2]

 

(2) 甲申年頒佈德教

在參鸞紫香閣以後,馬貴德以及後來參鸞紫清閣的李懷德,先後創立了一批德教組織,主要有:

第二閣:潮陽棉城紫清閣(1940),

第三閣:汕頭市區紫和閣(1942),

第四閣:澄海縣城紫澄閣(1942),

第五閣:潮安縣庵埠紫陽閣(1944),

第六閣:汕頭市區紫雄閣(1944),

以及達濠紫豪閣、金浦紫梅閣、葛洲紫垣閣、汕頭紫宗閣、澄海紫星閣、汕頭紫英閣等(1944—1945)。

更值得指出的是,甲申年“頒佈德教”,確立了“德教”名稱:

甲申年五月十三日(1944年7月3日),在汕頭市區紫雄閣“觀德樓” ,面對著“三縣一市德子”,“玉皇大天尊、孔聖夫子、道祖太上老君,……,宣講《道德經》,證諸《漢書》、《周易》,啟示德教乃我國數千年來之原始宗教,宜復興而倡行於海內外者。……三聖頒行德教,敕命清陽二閣,共負發揚大任。”

 

(3) 海外揚教

早在二戰結束前夕的乙酉清明(1945年4月5日),德教鸞壇上,就發出了海外揚教乩諭:

 

“是歲清明節,師忽示星馬暹越德業,有待懷德之聯絡,香島德教,猶須貴德與張子德澤,暨夙緣諸子前赴宣揚等示。”[3]

 

至於乩諭扶出地點,據甲午年三月初二日(1954年4月4日)峇株巴轄德教會紫英閣大峰祖師乩文:“澄城說法乙酉時,清明時節又相宜。數篇文字留雪爪,竹橋於今再獻詩”,及《竹橋集成》編者注:“峰師於乙酉年清明,在澄海縣紫澄閣說法,《竹橋初集》已有刊示矣”。[4]揚教乩諭,發佈於澄海紫澄閣。

 

二 德教的歷史經驗

 

1 德教綱要

 

       關於海外德教的綱要,前賢曾有述及。

 

陳立健醫生就指出:

     “由中原而香暹,自星馬而古晉,弘德為經,慈善作緯,造就雖菲,群策弗懈。意切修己達人,鹹歸正覺,福利邦國,並促升平。”[5]

 

曾任南洋德教總會長的紀力英德長也一言以蔽之,曰:

      “道德為經,社會福利為緯” [6]

 

       這種慈善救濟與道德教化有機結合的綱要,按諸德教文獻,其實發端于和平紫香閣:

 

“乩諭宣揚道德,醒化人心,並為鄰近鄉人贈醫療疾,施賑恤難,以及一切救濟事業,造福地方,善譽日彰,所有示乩事蹟,顯赫昭著,極為邑人所歌頌,僅經年而名播鄰縣 。”[7]

 

“楊祖師神威顯赫,常執符、令咒、劍鎮懾邪魔。故於數年間治好神經病患者二百余例。華佗祖師則處理內外科,鹹皆藥到病除,故縱橫百里病者皆仰慕祖師威靈妙藥,拜求醫治者日眾。師聖臨鸞,除下馬詩,或指示閣務外,較少文字因緣,多以救災恤貧,施醫為主。詩文宣教較他閣為少。”[8]

 

2 德教組織的名稱

 

       在草創時代及海外揚教初期,各德教組織的名稱,存在著逐步統一的發展過程,具體如下所示:

1939年:潮陽和平紫香閣念佛社,

1940年至1944年:紫清閣(普門、佛門),

1944年:紫陽閣、紫豪閣、紫雄閣、紫垣閣(德教),

1946年:紫澄閣、紫垣閣(明德善社),

1947年:香港紫苑閣,

1948年:香港德教會,

1952年:新嘉坡紫新閣,

1954年:星洲德教會紫新閣。

 

3 德教與政治

 

       在1939年至今的70餘年的德教歷史上,德教形成了“德門不關政治”[9],不涉及政治鬥爭的優良傳統。這也就是乩諭中一再強調的“杜絕與政治及一切不正之關係”[10]、“多築竹橋,少管白黑。”[11]

 

三 歷代中國官方對宗教、扶乩的政策

 

(一) 對宗教的政策

 

1 皇朝時代:“祀典”與“淫祀”

 

       在中國的皇朝時代,凡是朝廷承認,並由官方主持的祭祀活動,稱為“祀典”。凡是未經朝廷承認,民間自行奉行的祭祀活動,特別是溝通天人的祭祀活動,稱為“淫祀”或“淫祠”。對於社會影響力較大的民間教派,則稱為“邪教”,加以取締。其具體緣由,在於確保帝皇、官方對於“天命”的壟斷,對於國家社會的控制。

 

       洪武年間,明太祖朱元璋就曾為此頒佈《禁淫祠制》雲:“朕思,天地造化能生萬物而不言,故命人君代理之。前代不察乎此,聽民人祀天地,祈禱無所不至。普天之下,民庶繁多,一日之間,祈天者不知其幾。瀆禮僣分,莫大於斯。古者天子祭天地,諸候祭山川,大夫士庶各有所宜祭。其民間合祭之神,禮部其定議頒降。違者罪之。於是中書省臣等奏,凡民庶祭先祖、歲除祀灶,鄉村春秋祈土榖之神,凡有災患禱于祖先,若鄉屬邑屬郡屬之祭,則裡社郡縣自舉之。其僧道建齋設醮,不許章奏上表,投拜青詞,亦不許塑畫天神地祗,及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宗,巫覡扶鸞、禱聖、書符、咒水諸術,並加禁止,庶幾左道不興,民無惑志。詔從之。”[12]

 

2 民國年間:“破除迷信”、《神祠存廢標準》等

 

       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後,貫徹破除迷信的政策,掀起打倒迷信運動。

 

       南京特別市長劉紀文,首飭令“社會局調查全市廟宇,計有三百八十餘處,有完美精緻之雕刻象品,另造房屋,以資保存,其餘一概折毀”。[13]隨後,各省縣相繼發生搗毀神像的事件。初僅對一般神廟為物件,後來蔓延及佛像。泉州承天寺諸天等像,也被搗毀,並向開元寺提出四事。江蘇寶山縣為廢除神像而幾乎流血。[14]內政部為防止事態擴大而影響社會秩序,遂於民國十七年十一月公佈《神祠存廢標準》法規,強調對於國家民族有功績的先哲,如岳武穆廟,屬於宗旨純正的宗教,都予保存,其它淫祠邪堂之類則從速廢除,並勸導人民免除燒香跪拜之陋習。

在上述政治運動的背後,我們除了看到基督教對民國政府的影響外,還可以先,在建構國家權力時,民國政府實際上沿襲了此前皇朝時代的存、廢二元標準。

 

3 當代中國:“宗教”與“迷信”、“邪教”

 

      在當代中國,政府的基本態度是:

(1)只承認制度性宗教: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蘭教。

(2)不承認、接受境外宗教勢力與國內宗教團體之間存在隸屬關係。

(3)對五教以外的非制度性宗教社團,持取締或持不承認為宗教團體的態度。

(4)對民間宗教活動,由指責為“迷信”,在近期發展至默許,或甚至是視為“非物質文化遺產”。

(5)邪教問題

           自20世紀90年代後期以來,中國政府對於“法輪功”之類的教派組織,持嚴厲禁止、的態度。其打擊物件,除出於上述基本態度外,很重要的與相關教派組織,是否已經或可能超越了政府的社會控制範圍有關。

 

(二)對扶乩的禁止政策

 

       同樣是顧及到宗教團體可能會運用扶乩等方式,集聚民眾,從而影響到官方權威地位的問題,歷代中國政府,對於禁而不止的扶乩活動,通常在公開場合持禁止態度。

 

1 元、明、清

 

      元朝政府規定:“祈賽神社、扶鸞禱聖、夜聚集明散等事,已嘗禁治。除五嶽四瀆等載在祀典,所在官司依例歲時致祭外,各處一等不畏公法之徒,鳩斂錢物,聚眾妝扮,鳴鑼擊鼓,迎神賽社,不惟枉費資財,又且有礙農務,或因而別生事端,深為未便。自今後所在官司嚴加禁治,若有違犯之人,許諸人告發到官。為首正賽者笞決五十七下,為從者各減一等,坊裡正主首社長有失鈴束知而不行首告者減為從者罪一等。其所屬官司禁治不嚴有失覺察者又減二等。其元鳩錢物沒官。仍于犯人名下均征中統鈔一百貫付告人充賞,廉訪司常加糾察。”[15]

明朝政府同樣持嚴厲態度:

 

      “凡師巫假降邪神,書符咒水,扶鸞禱聖,自號瑞公、太保、師婆及妄稱彌勒佛、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宗等會,一應左道亂正之術;或隱藏圖像,燒香集眾,夜聚曉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為首者,絞;為從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16]

 

清代亦然:

 

       “(康熙)二十六年(1687)覆准。無賴狂徒。假借僧道為名。或稱祖師降乩。或妄逞邪說。托言前知。或以虛妄之談。鼓動愚蒙。至有群相禮拜。甘作徒從者。嗣後此等邪教。通行八旗五城各省督撫地方官。令其嚴行禁止。

 

       四十八年覆准。鳴金擊鼓聚眾燒香男女混雜等弊。曾經嚴禁。恐相沿日久。舊俗複熾。再扶鸞書符招搖夤緣之輩。皆應永行禁止。嗣後如有仍前擅行者。該地方官即行究治。如不實心查究。在京或經該部查出。外省或經督撫查出。

 

將該管官指名題參。”[17]

 

2 民國政府

民國政府的有關規定有:

 

      “案奉行政院二十九年六月五日陽字第12263號訓令開:查設壇扶乩,事涉迷信,養成苟且荒誕之惡習,阻遏發揚蹈厲之精神,其影響于國民健全心理者,殊非淺鮮。際茲抗戰期間,凡我官民,亟應淬厲精神,堅定信念,屏除一切無益舉動,共謀抗建大業。如有設壇扶乩情事,應即切實查禁。各機關並應告誡所屬員司,不得參加。” [18]

 

      另按淪陷期間《汕頭市社會局暫行組織規則》(載汕頭市政府秘書處:《汕頭市政公報》1942年12月,第9期,頁15至16),汕頭市政府社會局職掌範圍也包括了“風俗習慣之取締改良”,“星蔔之取締事項”等相關方面。[19]

 

4       當代中國

 

        1949年以後,中國政府通常把扶乩列為被禁止的道教方術之一,比如:

“扶乩、跳神、算命、看相、趕鬼、看風水等危害社會和人民群眾身心健康的封建迷信活動,必須禁止。”[20]

 

      “禁止道士搞扶乩、跳神、趕鬼、看相、看風水等非法活動;不得騙人詐財、危害社會和人民群眾的身心健康;不得在社會上亂收徒。宮觀和道協組織對道士違背道教要求的行為應及時加以制止,對當事人進行批評教育。對情節嚴重或屢教不改者,應嚴肅處理直至撤銷其道士資格認定,並報政府有關部門備案。”[21]

結語: 審時度勢,共襄善舉

 

       中國是德教的發源地,也是90年代中期之後,海外德教界開展中原尋源,希望復興德業之地。

 

        竊以為,在尋源揚德過程中,德教的歷史經驗,當代中國的相關法規制度,都值得德生善信們認真分析思索,以便因勢利導地行善積德,共襄善舉。

 

 

[1] 马贵德、李怀德:《德教根源》,载星洲德教会紫新阁编辑:《竹桥集成》(新加坡,钜盛合记印务铸字公司承印,1955)页1至6。另载李光照主编:《德教起源》(曼谷:泰国德教会紫真阁,1997年)。

[2] 马贵德、李怀德:《德教根源》,1954年。

[3]《德教根源》

[4] 《竹桥集成》页168。

[5] [新加坡]陈立健:《刊印有感》,载《南洋德教总会第三届特刊》页53。

[6] [马来西亚]纪力英:《发刊词》,载《南洋德教总会第七八届特刊》页1。

[7] 马贵德、李怀德:《德教根源》。

[8] 紫香阁录文杨华春回忆,《潮阳和平英西港紫香阁故迹介述》,载《寻源记(1)》页6。

[9]吕一潭:《潮汕德教仅存的紫垣阁》,载《寻源记(1)》页13。

[10] 《竹桥集成》页232,戊子年元月初六日(1948年2月15日)香港紫苑阁。

[11] 杨师乩撰《竹桥集成序》,1954年。

[12]《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之五十三,洪武三年(1370)六月。

[13] 《现代僧伽》一、十八期。

[14] 《现代僧伽》一、二十三期。

[15] 《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刑部”卷之十九“典章五十七·祈赛神社”。

[16] 《大明律》卷第十一《礼律·祭祀》“禁止师巫邪术”。

[17]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五百一“礼部·方伎”。

[18] 《云南省政府公报·命令》第十二卷第五十六期页11,云南省政府训令秘内字第2026号《令省内外各机关奉行政院令设坛扶乩事涉迷信应切实查禁等因一案令仰遵照并转饬所属一体遵照》。

[19] 《汕头市社会局暂行组织规则》,载汕头市政府秘书处:《汕头市政公报》1942年12月,第9期,页15至16。

[20] 《关于道教散居正一派道士管理暂行办法》 (1998年8月24日中国道教协会第六届代表会议修改通过)第六条。

[21] 《北京市道教协会道士管理办法(试行)》,2005年1月15日北京市道教协会第一次代表会议通过,第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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