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朱熹的儿童道德养成教育思想

陈延斌(徐州师范大学 伦理学与德育研究中心,江苏 徐州 221116)

(《武陵学刊》2010年第5期;“朱子学及其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学术研讨会”(2010.8.15安庆)

 

摘要:“蒙以养正”是朱熹儿童道德养成教育的宗旨,“教以人伦”是其道德养成教育的核心内容。朱熹儿童道德养成教育表现为自“由之”到”知之”的依次递进过程,而通过实践和训练使儿童“学眼前事”,则是朱熹强调的道德养成途径。朱熹的儿童道德养成教育思想是一笔极为丰厚的遗产,值得认真研究,批判继承,为我们今天的未成年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 朱熹;道德养成教育;蒙以养正;教育规程;养成途径

 

在我国数千年发展历史中,教育家们都十分重视儿童阶段的道德教育,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形成了极有价值的道德养成理论。宋代大教育家朱熹就是一个杰出的代表,他的儿童道德养成教育思想是一笔极为丰厚的遗产,值得认真研究,批判继承,以便为我们今天的未成年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蒙以养正”:朱熹儿童道德养成教育的宗旨

 

重视蒙养教育,提倡“养正于蒙”是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早在《周易·蒙》中就有“蒙以养正,圣功也”、“蒙,君子以果行育德”等论述。古代有远见的政治家、教育家们都将 “养正”作为儿童启蒙教育的重要任务。史料记载早在商周时代,天子及诸侯国国君就建立了保傅之教的制度,《大戴礼记·保傅》记载成王的师保傅教育说:“自为赤子时,教固以行矣。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保其身体;傅,傅其德义;师,导之教顺,此三公之职也。”宫廷选择品行高洁的人陪伴太子,通过言传身教和日常生活中合乎道德规范要求的行为习惯的培养,使太子“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明孝仁礼义以导习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 等都是在日常生活的潜移默化中教喻太子,养成良好品德。

 

“蒙以养正”就是要求当儿童智慧蒙开之际就施加正面的教育、影响,以培养其优良的思想品德,以便更好地开发其智慧,培养儿童正确的思想道德意识和行为习惯,帮助他们扶正驱邪、奠定良好思想品德根基。几乎所有论及这一问题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文人学者都强调及早进行,“以豫为先”,“养其习于童蒙”,注重儿童少年期这一人生的初始阶段。

朱熹继承并发扬了我国“养正于蒙”的优良道德教育传统,更为强调童蒙时期进行养正教育尤其是道德行为习惯养成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地位。他在为儿童开蒙教育编辑的小学教材序中说:“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欲其习与智长,化与心成,而无杆格不胜之患也。”[1](卷七十六)从启蒙教育开始就施行道德教化,以使儿童“习与智长,化与心成”,真是远见卓识。

 

朱熹还深刻阐述了加强15岁以前儿童少年阶段的教育意义,他认为这是奠定儿童优良品德基础的关键时期,朱熹将之喻为打“坯模”。他说:“古者小学自养得小儿子,这里定已自是圣贤坯璞了。”[2]这一时期极为重要,幼时打下了良好品德基础,就等于打好了圣贤的坯模,到长大成人以后,只是加工完善而已,这样就可造成圣贤之才。即“古者小学已自暗成了,到长来已自在圣贤坯模,只就上面加光饰。”[2]反过来,儿童时期的良好品德基础如果没有奠定,长大以后再纠正、补救就极其困难了。他指出:“古人便都从小学中学了,所以大学都不费力,如礼乐射御书数大纲都学了,及至长大,便只理会穷理致知工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补填实是难。”[2]

 

朱熹强调早期道德品质正面塑造的重要性,注重从小抓起,颇有合理因素。因为幼儿如一张白纸,描红则红,涂黑则黑,而且这一阶段养成的素质对其终生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如果抓住该阶段的有利时机,对孩子进行“养正”教育,就能为其以后优良道德品质的“成型”打下扎实的根基。反之,以为孩子年龄尚小,忽视品德培养,以至坏习惯成了“自然”,再纠正起来就非常困难。

 

二、“教以人伦”:朱熹儿童道德养成教育核心内容

 

我国古代未成年人的道德养成教育,尽管各个时代以及不同阶级、阶层有所区别,但基本的道德要求还是实现修身做人,遵守礼法,以达到德才并育、修齐治平的人才培养和化民成俗的目标,因而都将基本伦理纲常作为道德养成教育的重点。《尚书》记载早在尧舜时就推行的“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的“五典”之教;《孟子》也描写过尧舜所处的原始社会就施行道德培养的“五伦”内容要求:“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五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3] (《藤文公上》)此后,先秦及秦汉时期儒墨道等各家都作了一些补充完善,如《论语》《学而》篇中的“温、良、恭、俭、让”“五德”,《阳货》篇中的仁、知、信、直、勇、刚“六言”(即六种美德);《管子·牧民》提出的礼、义、廉、耻“四维”等等。

基于封建社会的道德要求,朱熹同样把“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作为一切人伦关系的核心,但他也同时强调人伦道德原则、规范的相互性。他说:“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他认为这些基本伦理纲常是一切道德规范“其目之大者也”,要求“学者于此,究其精微之蕴”[4]朱熹认为,儿童道德教育亦然,就是要培养他们遵从封建礼法所规定的“天秩天序”。他说:“圣人千言万语教人,学者修身从事,只是理会这个,要的事事物物、头头件件各知其所当然,而得其所当然,只此便是一矣。”[5](卷二十七)

 

除了封建道德基本纲常之外,朱熹根据儿童的特点,强调加强遵守道德生活基本行为规范的养成教育和训练。1187年,朱熹与刘子澄编撰综合性儿童道德教育教科书《小学》问世,书中就罗列了自三代至宋的许多纲常伦理。他亲自制订的针对儿童教育特别是养成教育的《童蒙须知》、《训蒙斋规》,提出对15岁以前的儿童,主要应就其日常生活接触到的“知之浅而行之小者”和“眼前事”进行教育训导。所教之事,“如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等等,只教他依此规矩去做。”[5](七)关于这方面的内容,下文还将详述。

 

三、“教有成法”:朱熹儿童道德养成教育的规程

 

注重根据儿童成长特点分阶段实施道德教育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优良传统。古代儿童道德教育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大戴礼记·保傅》说是八岁入小学,“学小艺”,“履小节”;二十而就大学,“学大艺”,“履大节”。《尚书大传》说贵族子弟“年十三岁入小学,见小节而践小义;年二十入大学,见大节而践大义”。《汉书·食货志》则说“八岁入小学,……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可见,小学、大学各阶段的年龄划分不一,通常的说法是“古者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 [6](183)但有两点是相同的,一是都非常重视儿童少年阶段的道德教育;二是都根据儿童年龄、知识的不同,规定了不同的道德教育和道德行为习惯养成的目标。至于养成教育内容,《礼记·内则第十二》载,早在三千多年前西周时期就制定了从婴儿到二十岁的教育制度。

 

朱熹继承了《礼记·内则》的思想,但又作了发展。他在《大学章句序》中对我国古代的教育特别是道德养成教育的内容、过程作了系统的阐释。他说:“三代之隆,其法寖备,然后王宫、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1](四)

 

他还依据未成年人的年龄和心理特征,把学校教育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8岁入学开蒙到15岁为小学教育阶段,以后则是大学教育阶段。朱熹比较了大学阶段与小学阶段的差别,他说:“古者初年入小学,只是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岁入大学,然后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为忠、信、孝、弟者。”[5](七)认为小学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使由之”,对儿童进行行为习惯的训练,让他们知道做什么和怎样做;而大学阶段则是小学阶段的扩充、完善。在儿童的德性、学问“略已小成”的基础上,进一步“使知之”,“穷其理”,使他们明白为什么这样做的道理。小学注重行为训练,大学注重究书穷理,既形成牢固的道德行为习惯和道德人格,又达到较高的学识水平。他强调这两个阶段虽各有侧重,又彼此联系,一脉贯通。朱熹关于人才的德才培养上的两个阶段的理论,特别是注重未成年阶段道德行为习惯养成的思想,是符合孩童的身心特点的,也是符合教育规律和未成年人道德养成规律的。

 

朱熹还在为儿童教育编写的《童蒙须知》、《小学》等教材、读物中,具体拟定了儿童训练的规程,还制订了大多为品德培养内容的《白鹿洞书院学规》,以示警诫劝化,便于学生对照遵行。学规提出学生应按“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教”行之,强调“学者学此而已”。提出修身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待人接物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1](卷七)朱熹对我国古代儿童教育特别是道德养成教育的这些论述和实践所作的探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学眼前事”:实践和训练的道德养成途径

 

朱熹还在儿童道德素质养成教育的途径、方法上作了一系列颇具可操作性的探索。限于篇幅,只略作几点介绍。

 

第一,重在践履。躬行践履就是亲身从事道德实践,即将道德理论见之于道德实践之中,也谓之“躬行”、“笃行” ,这也是我国道德教育的优良传统。古代哲学家、教育家大多认为,道德观念只有落实到道德实践中,才是真正的“知”,才真正具有提高道德水平和完善道德品格的意义。而且考察一个人道德品质的高下,不仅要听其言,更应观其行,重在审视其道德实践中的行为表现。在强调日常实践活动“践履”方面,朱熹论述更为通俗形象。他提出:“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5]() 他还说“善在那里,自家便去行也。行之久,则与自家为一;为一,则得之在我。未能行,善自善,我自我。”[5](十三)可见,朱熹认为知行相互依存,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知愈明则行愈笃;行愈笃,则知愈明。但是相比较而言,他更强调“践履”在品德养成中的重要。他说“为学之实,固在践履。苟徒知而不行,诚与不学无异。然欲行而未明于理,则所践履者又未知其果何事也。”[1](五十九)还说:“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则知尚浅;既亲历其域,则知之益明。”[7]

 

第二,从小事入手加强日常行为训练以积善成德。

 

未成年人的思想情操和道德品质,总是从一点一滴的细微之处、平常小事开始,日积月累地由习惯而成自然。朱熹深知,在实际生活中的锻炼培养,从小时、小事训练对于培养儿童基本道德素质的重要,所以他尤其注重让儿童“目熟其事,躬亲其礼”,加强“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这些最为基本的日常礼仪和道德规范的养成训练,将培养儿童勤奋、整洁、起居等良好生活习惯放在第一位。朱熹指出,在孩子知识、性情未定时,要及早进行道德教育和道德行为训练,“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这样方能达到“习与智长,化与心成”的效果。[1](十六)

 

为此,他在编订的《童蒙须知》中他对儿童日常生活的言行举止都作了详细而具体的规定,操作性极强,非常便于儿童在实践中训练养成,形成习惯。例如,《须知》对儿童基本行为规范的要求是:“大抵为人,先要身体端整”;“凡行步趋跄,须是端正,不可疾走跳踯”;“凡为人子弟,当洒扫居处之地,拂拭几案,当令洁净。”对衣冠服饰等的规定是:“自冠巾、衣服、鞋袜,皆须收拾爱护,常令洁净整齐”;“凡著衣服,必先提整拎领,结两枉,纽带,不可令有阂落”;“凡脱衣服,必齐整摺叠箱筐中,勿散乱顿放”,“著衣既久,则不免垢腻,须要勤勤洗浣。破绽,则补缀之。”对文具置放及学习行为的规定是:“文字笔砚,百凡器用,皆当严肃整齐,顿放有常处。取用既毕,复置元所”;读书要“对书册,详缓看字,仔细分明读之,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对长上的礼仪是:“凡为人子弟,须是常低声下气,语言详缓,不可高言喧闹,浮言戏笑”;“若父母长上有所唤召,须当疾走而前,不可舒缓”;“长上检责,或有过误,不可便自分解,姑且隐默”。当然,这里的敬长要求对年幼儿童来说未免有些苛刻和迂腐。

 

第三,举善而教。

 

“举善”,就是树立好的道德榜样以教育和启发他人。榜样人物的事迹典范,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能使人产生“见贤思齐,见不贤自内省”的道德情感,从而自觉地将自己的行为与榜样相对照,变成趋善避恶、择善而从的道德行为。孔子对学生道德品质方面的缺点特别注意通过榜样来进行说服教育,即“举善而教不能”。[8](《为政》)朱熹也是这种教育方法的极力倡导者。在与人共同编撰的《小学》中,用不惜篇幅节录了先秦以至宋代典籍中的“嘉言懿行”,以供学童学习、效法。该书分内外两篇,内篇分述三代圣贤之言的《立教》、《明伦》、《敬身》,以及论三代圣贤之行的《稽古》篇。外篇《嘉言》、《善行》分述汉代以来的君子、先贤的“嘉言”“善行”。尤其是《善行》篇,寓理于事,以故事的形式为儿童提供了忠君、孝亲、敬长等方面的封建道德楷模,供孩童们师法仿效。比如,为儿童提供的孝子榜样就有老莱子戏娱双亲、王祥卧冰求鲤等等。

 

在榜样示范、举善而教的过程中,朱熹特别强调对儿童施加正面道德影响。他在《同安县谕诸职事》一文中指出:“尝谓学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义之不足以悦其心。夫理义之不足以悦其心,而区区于法制之末以防之,……必不胜也。”[1]()依现代教育学、心理学的观念看,这种见解也是非常科学、合理的。

 

以上笔者对朱熹有关儿童道德养成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作了简略的梳理分析,尽管如此,也足以看出朱熹儿童道德养成教育思想的合理因素,这些思想在其不可能了解现代教育学、心理学所揭示的科学德育知识的时代尤显可贵。当然,朱熹道德养成教育中也有一些落后于时代的消极的、应该摈弃的内容,但整体来看却是很有见地的,特别是在儿童道德养成教育的宗旨、规程、途径方法等方面,值得我们吸取精华,借鉴弘扬。此不赘述。

 

参考文献:

[1]朱熹.朱文公文集[M]四部丛刊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2]张伯行.小学辑说[A].小学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孟子[M].

[4]朱熹.大学章句[A]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朱熹.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2004.

[6]王建军.中国教育史新编[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7]黄宗羲.宋元学案[A]晦翁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6

[8]论语[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