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

清明时节话清明--王央央

 清明节是中华民族最具特色的传统节日之一,其形成则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其所蕴涵的文化意义也具有多重性。

 我国古代是典型的农耕文明,因此与农事活动密切相关的天文历法颇为发达。早在西汉时期,《淮南子·天文训》已基本确立了二十四节气的名称,“清明”即是二十四节气之一,该书谓“清明”曰:“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为清明。”《岁时百问》对“清明”之所以得名有一解释:“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亮,故谓之清明。”可见,“清明”起初是与天道有关的自然现象。清明正值仲春与暮春之交,所谓“清明断雪”,此时气温逐渐升高,雨水逐渐增多,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农谚“清明前后,点瓜种豆”、“清明雨纷纷,植树又造林”,无不反应了这一点。

 作为人文风俗节日的清明,又与古代寒食节与上巳节有莫大的关联。从某种意义上说,清明节是“清明”节气与寒食、上巳节在历史上逐渐整合而成的一个复合节日。寒食节的起源,可谓人言言殊,其究竟起源,姑且存而不论,可以肯定的是,在历史的流传过程中,寒食节成了纪念春秋名士介子推的一个节日。据典籍记载,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曾流亡他乡十九载,期间历经艰辛,介子推始终不离不弃,曾割股给公子充饥。晋文公继承君位后,封赏功臣谋士,介子推不愿夸功争宠,携老母隐居于绵山。后来晋文公亲自到绵山恭请介子推,介子推避而不见。文公手下放火焚山,逼介子推下山,结果介子推抱着母亲被活活烧死,终不下山受赏为官。晋文公为悼念他,就将绵山改为介山,并将这天定为寒食节,晓谕全国,每年这天禁忌烟火,只吃寒食,所以寒食节又名禁烟节或熟食节。关于寒食节起源于介之推在绵山被焚的记载,较早见于西汉桓谭《新论》,以后历代典籍皆有记载。

 据民俗学家研究,上巳节形成于春秋末期,开始在农历三月上旬的巳日,汉以后则基本定在夏历三月三日。上巳节早期的节俗最重要的内容是祓禊。《周礼·春官·女巫》云:“女掌岁时祓除衅浴。”这是一种在水边举行的祭祀仪式,并到水中沐浴,以驱邪祛瘟,同时这也成了一种自由快活的踏青嬉戏活动。《论语》中有名的曾点言志:“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些都为我们展示了当时社会上巳节的风俗画卷。历史上,由于寒食、清明、上巳三节相近,久而久之,便合为一个节日。《唐会要·休假》载:“自今已后,寒食通清明,休假五日。”王维《寒食城东即事》一诗中则说:“少年分日作遨游,不用清明兼上巳。”可见,大致到了唐代,寒食、清明、上巳三节已经融合为一个节日。两宋至明清时期,清明节俗尤为盛行,其后延绵不绝,以至于今。

 清明节的活动内容,首要的自然是上坟扫墓,祭祀先祖。“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唐代诗人杜牧的这首诗非常形象地体现了这一点。中国古人认为,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扫墓祭祖,为的是缅怀先人,慎终追远,以示不数典忘祖。扫墓祭祖,虽然早在秦汉已经出现,但作为一个习俗固定下来,仍始于唐代,据《旧唐书》载:“寒食上墓,礼往无文,近代相沿,浸以成俗,士庶之家,宜许上墓,编为五礼,永为常式。”清明的祭祀活动,使得天地人神一气相通,给自然赋予一种人文的意蕴,给人生赋予一种神圣的光辉,于是,短暂的生命过程在关于祖先的记忆和天地的想象之中变得辽远而充实、博大而永恒。

 其次是郊游踏青。“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南宋诗人吴惟信的这首清明诗,道出了人们郊游踏青,融情于自然的惬意。清明时节,春暖花开,柳絮纷飞,正是人们郊外踏青游玩的好时光。在中国古代,民间自古以来就有庄严的仪式之后纵情欢乐的文化传统。在历史的流传过程中,清明节的游玩活动,常见的有踏青、戴柳、放风筝、荡秋千等等。这些都表现了古人丰富多样的生活气息,庄严与风情并存的生活态度。如此,一方面,祭祀活动具有慎终追远、返本知始的文化意义;另方面,踏青游玩等活动又使人们能够忘却生离死别的悲痛,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去拥抱自然,拥抱人生,感受大地的生生之德。

 最后,“清明”还有另一层深意。如前所言,“清明”本指天地万物的清洁明亮。但是,中国古人特有的思维方式,对天道的关注总是指向人道,因此,天道的清明自然指向人道的清明。传说,介子推被烧死之前,曾撕下一片衣襟,写下血书,藏于树洞,其言曰:“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柳下作鬼终不见,强似伴君作谏臣。倘若主公心有我,忆我之时常自省。臣在九泉心无愧,勤政清明复清明。”这种七言诗显然不是先秦人的口吻,而是后人的附会。然而,附会必有一定的根据,它确实很好地体现了介子推以死谏君的决心,也表达了人们对政教清明的向往与追求。

中国人的清明节--刘伟-苏州大学哲学系

  久居江南,感触最深的就是圆融。现代化的生活条件与小桥流水交相辉映,犹如苏绣中的“双面三异绣”,将传统文明与高新产业融为一体,清新自然,没有丝毫造作。与二十四节气相应的民俗,伴随着弦索清音,回荡在生活日用之中。徜徉于曲径庭院,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清香:弄堂里的阿姨在做青团子了,清明节就要到了。

 清明节蕴含着中国人“慎终追远”的无限幽思。祖先赋予今人无限的创造力。从告别洪荒的那一刻开始,人类就知道开端的重要性。汉字的魅力在于能够不断衍生崭新的意义。当我们查看《说文解字》的部首时,就会发现这部举世闻名的著作其实是一部“始一终亥”之书:“一”是一切文字的开端,“亥”是十二地支的最后一位。“始一终亥”囊括了天地之间的一切事物。作为开端的“一”,不仅具有开天辟地的涵义,更构成一切价值的源泉。在社会生活中,每一个具体存在的人都是“一”,都能创造新生事物,构建美好未来。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来看,后代对于祖先的崇敬无异于寻求宇宙间的终极价值,追溯生命的原初意义。

 西方人认为中国人缺乏宗教精神,辜鸿铭对此表示不以为然。他自信地指出,中国人有自己的宗教——“名教”。当然,“名教”并不是基督教意义上的宗教。“名教”强调道德教化在塑造社会成员的诚信精神方面能够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在中国人的观念世界里,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在于人不懈地追求合乎德性的群体生活。德性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切实的践履。在这种以文化认同为基础的观念体系中,种族、肤色、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等因素不能完全决定个人的命运。因为所有社会成员都属于天下之人,共同享有天地之间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名教”的合理成分在于关注个人的社会责任,要求个人在实践活动中秉持仁爱之心,落实自己的道德理想,增进群体之间的互信互助,将“推己及人”的修养工夫做到实处。

 中国人将自然界的变化与人类社会的福祉视为同一体,主张有节制地利用自然资源,谋求共同幸福。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彖》对《节卦》的解释,“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就是说自然界的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四季更替,条理分明。人类社会也应如此,必须将社会正义具体化为公共生活规则,使社会财富能够得到合理有效的使用,进而维护民众的切身利益。每当这种社会理想得以实现时,中国人就会以饱满的热情赞美自己所生活的时代,真心实意地称之为“清明”。任何喧闹与浮华都不能代替“清明”二字背后所隐藏的冷静、理智与期待。从哲学的高度审视中国人的思想形态,不难发觉贯穿其中的是地地道道的一元论。中国人做任何事情都讲求道理。道就是道路,清清楚楚;理就是纹理,明明白白。一以贯之,不出“清明”二字。

 清明节象征着中国人对“孝”的无比推崇。“孝”对中国人的家庭观念的准确写照。在处理个人、家庭与社会的关系时,中国人将家庭看得比个人与社会都重要,以亲情维系人伦,促进个人成长。这与西方文化重视个人利益与社会生活有所不同。在中国人的家庭生活中,个人必须学会如何协调自己与家人之间的关系,调整身心状态,以“亲亲”作为原则,消除一切争议,维持家庭生活的和谐与美满。大致说来,以“孝”作为处理晚辈与长辈之间关系的准则,在此基础上,平辈之间凭借“悌”而增进感情。当个人步入社会生活以后,就以朋友之谊待人接物,其核心内容不过是对兄弟情感的翻版,即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在参与政治活动的过程中,中国人主张“移孝为忠”,或者说是“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认为作为家庭伦理的“孝”能够有效地规范政治家的思想与行为,确保权力运作沿着正轨前进。可以说,家庭构成个人生存与发展的基础,而社会交往与政治生活则是家庭伦理向外推及的结果,贯穿其间的就是中国人所讲的“孝”。由此可以探寻汉代儒家将“孝”视为一切德行根基的深层次原因。

 一切合理的差异性都能在大同理想中实现自己的价值。中国人非常清楚地看到了事物之间的差异性,即所谓“物性之不齐”。面对波谲云诡的现实世界,个人必须保持内心的清明,以智慧的目光观察周围的事物,为纷繁复杂的世界确立简洁明了的规则。在中华民族的心灵世界中,个人能够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以“絜矩之道”处理群己关系。“絜”是指度量,“矩”是指尺子。“絜矩”引申为法度和规则。君子能够以同情的心态处理自身与各种人群的关系,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将人际关系转化为一门艺术,推动社会生活朝向和谐幸福的方向发展。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速,传统的家庭结构逐渐让位于核心家庭,夫妇与子女构成家庭的基本内容。此时更应该强调个人的家庭观念与社会责任,以家庭和睦促成社区稳定,为提高城市结构的整体水平贡献自己的力量。

 清明节承载着中国人对生命价值的诚挚信仰。生命的价值在于日新又新。在中国文化的视域中,自然秩序与道德法则是统一的,“生生之德”构成一切事物存在、发展的动力。与浮士德精神有所不同,中国人反对在现实与超越之间划出明晰的界限,更不赞同将二者视为相互敌对的力量,而是主张以和谐的胸怀包容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以艺术化的生活态度弥合现实生活中的诸多伤痛。如果将西方文明视为“勘天役物”的丰硕成果,那么中国人则以“天人合一”的生命境界推动了民族文化的持续发展。现代人无法摆脱喧嚣与繁闹的干扰,逐渐淡忘清明节特有的历史感,代之以公共假日的休闲与消遣。如果失去缅怀先辈、净化身心的心性调适,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清明节也将失去应有的意义。

 清明节是二十四节气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就饮茶而论,“明前茶”细嫩香醇,芽为枪,叶为旗,清汤翠绿,馨香怡人。中国人对社会责任的理解,就像这盏茶汤,旗枪鲜明,职分清晰,各自的优点都融合在“品水论茶”的幽雅生活之中。齿颊留香,和乐且耽。中国人的文化意识与价值认同不能被现代化的生活条件所取代,而应当以圆融的生命情趣继承传统,从中开出能够与现代化接榫的合理路径,让中国人真正地走向世界。从“慎终追远”和个人的社会责任来看,我们应该过中国人的清明节。 

清明墓祭的文化意义--王国雄(作者系深圳孔圣堂执事)

清明,农历二十四节气之一,亦是我国最为重要的传统节日,是我国节气与节俗相合的综合节日。清明始于周代,至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清明者,谓物生清净明洁。《岁时百问》日:“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从节气而言,清明是我国古代一个经验性的时间坐标,反映了我国古代社会农业生产的时令顺序与物候变化情况。清明时节,天暖气清,草木萌茂,万物复生,正是春耕春种的季节,故有“清明前后,种瓜种豆”之农谚。然清明之为清明,非仅节气意义,更因其形上之文化意蕴。清明者,既言自然之清洁明净,又言人心之纯净无染,更言世界之万物同一,其彰显的是儒家文化之亲亲仁民爱物之神圣价值,是增进亲情、乡情与爱国之情的节日,也是主张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的节日。对于国人来说,清明节是国人扫墓与祭祀的日子,更是我国慎终追远、敦厚民德的教化节日。

 清明作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体现了儒家“报恩、追远、崇德”孝德思想。祭祀祖先,是殷周以后中华民族最为神圣的礼仪活动。为表达后代对先祖亡灵的感怀与虔敬之情,需备丰厚的祭物。“三牲之俎,八簋之实,美物备矣。”将三牲供奉于墓冢或祖先牌位之前,三献而飨。古人祭祀先祖,多集中在清明、中元与十月朔,三者合称“三冥节”。其中,清明是祭祀祖上、追远先人最为重要的节日,重在表达孝思亲情。清明节扫墓与祭祀传统由来甚久,其始于周代帝王祭祀之礼,谓之对祖先的“思时之敬”,后来民间也于清明之时扫墓祭祖,形成了中华民族祭拜与纪念祖先的一个传统节日。每到清明,“官员士庶,俱出郭省坟,以尽思时之敬。”《清通礼》云:“岁,寒食及霜降节,拜扫圹茔,届期素服诣墓,具酒馔及芟剪草木之器,周胝封树,剪除荆草,故称扫墓。”清明扫墓是以敦化和感恩为主题的祭扫节日,体现了儒家文化慎终追远、 敦亲睦族的孝悌文化特性。扫墓的活动有二,一是修整坟墓,与先人相感。添坟扫墓既可寄托后辈哀思,亦可联结着后人的生命和情感,庇护后人。二是烧香祭奠,寄托哀思。感怀死者,不忘其本,激励生者,敦伦睦亲。

 清明的扫墓祭拜既是一种追思,亦是一种追远、崇德,反映了儒家孝悌文明的特色。《孝经》有云,“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在儒家文化中,祖先神灵是儒家大神,其位格仅次于昊天上帝,与圣王和社稷同格,是昊天上帝的配享神,《礼记》说:“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正因为人本乎祖,所以依儒家思想,人人都应该尊祖、敬祖、崇祖。祖先神灵具有神奇超凡的威力,会庇佑后代族人并与之沟通感应。通过清明祭祖活动,后辈可以与先祖神通,并通过有血统关系的先祖代为请命,得天福佑。通过祭祖,我们不仅获得了生物性生命延续的意义,更是获得了社会性、文化性的形上价值。在儒家中国,祖先崇拜也具有社会教化的意义。儒家通过“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的教化,把祖先崇拜由亡灵祭拜的层次提升到伦理化的祭祀,将孝德和祖先崇拜联系起来,达之“尽哀、报恩、追远、崇德”伦理教化之目的。故云,“祭者,教之本也已”。

 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清明不仅是一个远足踏青、亲近自然、催护新生的春季节气,更是儒家慎终追远、敦厚民德的节日。其维系着民间家庭、房族及亲属的和睦相处,支撑着国家政治与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安抚着亿万国人的精神需求。

清明节随想--齐义虎-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院

 倒春寒终于渐渐离去,田野里的油菜花已经绽放金黄,春光烂漫之际我们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清明时节。提起清明节,大多数中国人首先会想起唐代的一首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其次还会想起宋代的一幅画——《清明上河图》。郊外的春意与市井的繁华展现了一千多年前唐宋时人的过节情景,这种“诗情画意”正是中国人的清明印象。

 中国人是一个古老的农耕民族,所以有关农业生产的时令节侯知识也发达得很早,清明就是这农历中的二十四节气之一。据汉代的《淮南子·天文训》记载: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则清明风至。“清明”之得名便来自于此。另外按《岁时百问》的说法:“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从天气上看,清明一到,气温升高,雨量增多,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农谚有“清明前后,点瓜种豆”之说。

 但清明不光是农业生产的节气,更是人们祭祀先祖的节日。因为按照天人合一的理念,天地之大德曰生,在这个生机勃发的清明时分,作为后世子孙亦应追念先祖的生养之德。儒家有一种“三本”之说,即“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为了报恩三本,我们理应感念天地、追思先祖、礼敬君师。清明的祭祖便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所以曾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不过上古时代的人死后下葬不树不封,根本没有坟墓的标识,所以也就无从扫墓祭拜。那时候对祖先祭拜的正式场合乃是宗庙,周代有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的礼制。庶人无庙,只得祭于寝。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在一些农村人家的堂屋中看到所供奉的祖先牌位。大概是到秦始皇之后,因其在皇陵建有陵寝,遂产生了墓祭的制度。此后汉承秦制,逐渐由上层的贵族制度流波为下层的民间习俗,至唐代则被官方所正式承认,纳入了礼制。

 按照古代的习俗,扫墓时人们要携带酒食果品、香烛纸钱等物品到墓地,将食物供祭在亲人墓前,点上香烛,再将纸钱焚化,为坟墓培上新土,折几枝嫩绿的新柳插在坟上,然后叩头行礼祭拜,最后吃掉酒食回家。这也就是老百姓所谓的“烧香神知,上供人吃”。这期间的祭祀活动后世往往还伴随着郊游踏青。因为从节气上清明正排在春分之后,此时天气回暖,大地复苏,到处都是一派生机盎然。人们远足踏青,亲近自然,正好顺应天时,吸纳大自然纯阳之气,驱散一个冬季的积郁寒气和抑郁心情。

 祭祀的凝重与踏青的休闲本是一对矛盾的情感,却在清明节这里结合在了一起,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中国人对于生死的理解。荀子在其《礼制篇》中说:“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所以祭祀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内心的“诚”,由诚才能与祖先的神灵相感通,进而做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否则便成了做给活人看的演戏,徒有其表而已。

 中国是一个最为推崇孝道的民族,孔子在解释何为孝的时候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不管是三年的斩衰之服还是三月的缌麻之服,一旦服丧结束,对于逝去亲人的哀戚之情都要有所节制、回归正常生活。因为在中国古人看来,死亡并不是最终的消灭,只是一种离开;生是死的延续,而死是生之外的另一种存在方式,祭祀则是一种沟通阴阳两界的方式和途径。

 对照来看,不论是佛教的因果报应六道轮回说还是基督教的天堂地狱原罪救赎说都与之不同,所以二者皆不需要祭祀的中介和沟通。由此而来便是其伦理关系的不发达。与中国人九族五服的庞大亲戚系统相比,西方的人际关系要简单得多,上不过祖父母,旁不过堂表兄弟。当然,由于一胎化政策的实行,我们原有的伦理关系也已遭到极大的破坏,进而摧毁着中国人原有的意义世界。

 清明节对于祖先的祭拜不再是一种生死离别的哀戚,而是一种阴阳沟通的喜悦。正是在这一生死可以对话的家族时空连续体中,每一个人为自己定位进而获得生命的意义安排。所以“清明”不光是天地的生机萌发,更是家族的生命延续;不光是气候的风轻云淡,更是社会的海晏河清。只有一个清明的社会才会给人以幸福的生活,而只有子孙的幸福才足以告慰先祖的在天之灵。

 朗朗乾坤、清明世界,只有在这种生死通观的思想背景之下我们才会理解,祭祀与踏青如何可能偕行,而这也正是我们中国人诗画人生的最好写照。